应该破除学科自足的迷信，推进宪法与部门法的互动与对话，以实现合宪性法秩序的整体和谐。
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当前影响执法公信力的各种因素，在提升执法质量的同时，创新执法监督机制，让执法更加透明，接受监督，才能取得公众对执法工作的更多信任。提出严格执法，原因在于现实中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这也是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要求、依法治国的要求。
执法行为不文明，举止粗俗、态度蛮横，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动手动脚，甚至造成打人致死的恶劣后果。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往往同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松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权力不受控制和监督，司法不公正不廉洁，执法工作还谈何公信力？人民群众又如何信仰法律、遵守法律呢？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关键在于政法机关：如果通过正常程序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群众对政法机关不托底、不信任、不放心，那光说加强法治观念也没有用。[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次会议与讲话中具体说明了其他违背严格执法的表现形式，下文中会具体论述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消遥法外。[65]第三，按劳分配不会引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之所以1993年修宪没有采纳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改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的意见，后来亦未对宪法第6条第2款作出解释，而是等到1999年直接修改，原因在于早前缺乏宪法解释的必要，后来却发展到很有必要修改宪法。(二)按劳分配概念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共产主义阶段分配原则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首先得以流行。参见蔡定剑、刘星红：论立法解释, 《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第42页。由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反之，就少得, 没有差别或差别太小，都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换言之，同为强调按劳分配，原来的重点在于多劳多得，保证多劳即可多得，此时的重点则在于多劳多得，保证多得源自多劳，从而以勤劳致富为主。
[83]除了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2009年8月27日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劳动法》第92条引用刑法时的表述作了修改之外，该法二十年来并未作其他修改。[76]其次，原第22条变为第24条，并且分作两款。后来学界对此的肯定，可见肖蔚云，见前注[75]，第988-989页。制宪时，中国未效仿苏联等国规定按劳分配内容，这是从实际出发、自主作出的决定。
[22] 1951年初，中共中央正式将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列为全国性城市工作要点之一。然而，一如《共同纲领》，不久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形成的《宪法草案(初稿)》并没有出现各取所值/按劳取酬的表述，相关内容主要体现在第14条、第16条和第83条。[12]参见李致宁编：《邓中夏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64页。[7]1919年4月，王光祈在介绍马克思相关主张时，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采用了各售所能，各取所值的中译。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2版。[4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44]，第1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05-506页。参见李响：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重新审视, 《法学家》2016年第2期，第109-112页。
[7]参见黄琨：也谈‘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提法的由来，载《学习时报》2006年8月7日，第3版。[29]参见《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苏联宪法(根本法)》，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47-48、73页。[3]本文所称分配原则一般指狭义分配原则，即不包含各尽所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29、54、125、230页。[89]当年12月，江泽民向党外人士征求修宪意见，指出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都要)提升到宪法的高度，获得了普遍赞同。徐汉明：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法学杂志》2017年第10期，第24页。
[48]在庐山会议对于张闻天相关发言(直接涉及按劳分配问题)[49]展开批判后，毛泽东又围绕《教科书》发表系列谈话，其中有关劳动与分配的内容有两点：一是肯定按劳分配，但强调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个人主义和贫富悬殊。[74]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58]参见评论员：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载《人民日报》1977年3月24日，第2版。李鹏，见前注[89]，第259、262页。
[73]许崇德，见前注[70]，第388-390页。然而，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部分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说法，之后内容便一律使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再未出现按劳付酬或各取所需，也未出现按劳取酬或各取所值。
后者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前者则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需要指出的是，与原始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宪法草案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对于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53-456页。[10]基于此，毛泽东在向劳工发出的一份倡议就使用了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表述。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55]1973年9月，中共十大结束之后，毛泽东审阅同意发出准备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通知。参见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上), 《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第30页。
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8]随后，中共十一大报告提出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这意味着在国家宪法尚未规定的情形下，按劳取酬先在党章中得到规定。[67]这些观点富有启发性，在当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按劳分配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流行的按劳取酬这一中译也不够确切，不能够准确表达各人是被付给、被分配以一定报酬(而不是各人自己去分取报酬)的意思。[6]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不过，在前述按劳分配原则明显趋于边缘化的1990年代，八二宪法所进行的两次修改，仍都不同程度地与按劳分配规定存在关联。[98]参见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分配制度演变与分配理论创新，载柳欣、张宇主编：《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卷·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4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 2000年印，第25-26、30、41页。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载《人民日报》1977年4月19日，第1版。
[81]三年后，中共十四大报告继续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于是，尽管第6条关于按劳分配的规定终究未在1993年修宪时修改，却十分罕见地由中共中央提出了可作宪法解释。
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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